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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媒體 MEDIA >>報刊評價(學術界對戴定澄研究成果的評論)>>林華

中華音樂硏究視野的開拓

林    華

轉載澳門日報 2014-02-13

戴定澄敎授硏究西方宗敎音樂已近二十年。從中世紀的格裡高利腔的各種格律形式,一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的多聲寫作技法,他都有專門的論述。來到澳門之後,又把學術的興趣投向本地的文化歷史以及現狀的梳理和硏究。因此由他來總結澳門天主敎音樂的發展脈絡,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這本《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敎音樂》,是一部音樂人類學的重要硏究成果。課題雖然涉及的只是地方音樂發展中一個門類的斷代硏究,但卻有着深遠的意義:它塡補了中外音樂交流史、宗敎音樂發展史的許多細節,同時也提醒我們,大陸以外的港澳台三地音樂發展狀況,是中華音樂史的一個不可分割、也不容忽視的學術領域。

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是離不開與他族文化交流的。在音樂方面,一般人都會舉出關於二胡、琵琶等樂器是如何傳入中國的例子。但是對於近代的音樂文化交流,反倒是不那麼清楚了。通常都會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學堂樂歌是中外音樂交流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讀了戴定澄的著作,我們知道近代中外音樂的交流最早發生的地方,卻是從澳門開始的。他的這本書中記載了聖保祿公學至少在一五六五年就有了音樂課程。可以說是中國土地上的第一個西式音樂敎育的樣本,這要比一五八三年利瑪竇來到中國,通過向皇帝進獻擊弦古鋼琴介紹西洋音樂,還要早十八年。儘管早在元代時法國和意大利敎士就已向蒙古汗國介紹過他們的宗敎音樂,但是和利瑪竇一樣,這些交流都只是限於宮廷,可以說對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而一五八九年的澳門,在敎會重大節日裏,已經可以看到師生們演出悲劇,配上音樂伴唱。一五九一年就有了管風琴,“奏之聲聞百里”。聖保祿公學以及其後的聖若瑟修院的這些音樂活動,不僅是在中國最早的音樂活動之一,而且在遠東是首屈一指的。這些音樂活動不止是敎學和敎會禮儀,而且還活躍了社會文化生活,培養了一大批音樂愛好者,有相當的水準,“能歌善奏,作曲塡詞,比比皆是”,這就使得西方的宗敎音樂通過信徒與學生,與民衆有了大面積的接觸,“澳門民衆多有去敎堂禮拜之習”,並以此為發端,開始了西洋音樂在眞正意義上的傳播,這些雖然只是本書叙事的背景,但是同時也讓我們看到許多重要的史實資料。

澳門宗敎音樂的形成和發展,是一項兩種文明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在這項交流中,葡萄牙是輸出一方,明清的中國是接受的一方,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前者輸入的資訊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到交流的結果。同時,這種交流所形成的定勢,又決定了接受一方的音樂發展的特色。

因此,戴定澄的著作首先是仔細地分析了馬炳靈、司馬榮和區師達神父的作品。這三位都是受過嚴格音樂訓練的正宗的作曲家,他們的作品編號,除馬炳靈為廿八首之外,後兩位都擁有百部以上。從書中例舉的幾個片段就可以看到他們寫作技法可謂衣缽眞傳。三位作曲家帶來的旣有文藝復興的風範,又有自由對位技法的寫作,同時又可以看到近代的格調的趣味,這就給澳門地區宗敎音樂的敎育以及創作的發展,奠定了起點高、路子正、資訊新的特點。

而在接受一方,戴定澄的專著也恰當地評述了當地神父的宗敎音樂創作,注意到這些聖樂的寫作者努力使音樂本地化的意圖,不僅採用五聲音調譜寫旋律,而且還注意到通過複調的織體,使得西洋的和聲能夠得以柔化,此外,對地方語言的音調韻律等問題給予細緻的探討。另一方面,本書也注意到澳門宗敎音樂學習已形成的特色,例如修院的課程中格裡高利腔的學習貫徹始終,修業完畢,每個神父畢業都要自創一台彌撒,等等。

尤為重要的是宗敎音樂的發展,給藝術音樂的創作帶來影響。因此本書還論述了專業作曲家的宗敎主題作品,例如林樂培作品中的和聲平行進行、變和弦的運用、複合唱的手法,以及音韻處理的特色等等,給音樂帶來耳目一新之感,這些充分說明了文化交流之下的澳門宗敎音樂,能夠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跟上當代音樂發展的步伐,因而有着強大生命力。

天主敎的傳播,為了加強它的神聖感,不僅講究儀式,而且也要求樂語的純淨清明和諧,通過它所構築的幻象,表現出彼岸的純淨境界。這一切,對於以罪感文化為心理活動基本模式的西方民族而言,是如此的自然,因為他們心理活動中理性的認知、感性的意向和外傾的感情的矛盾,需要通過這些宗敎予以調控。藝術和宗敎融為一體追求超越現實,在此聖樂精神的推動下,天主敎實現自我完善。

但對於以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為心理活動基本模式的中華民族而言,感性的認知、唯理的意向和內斂的情感,並不需要宗敎去調理自己的心靈,因此宗敎音樂對於他們而言,並不是不可缺乏的精神食糧。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西方的宗敎音樂在遠渡重洋之後,卻也能在這樣一個心靈背景的異邦土地上發揮着自己的作用,而且相當有效。“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而且“大批信徒和着樂聲唱讚美詩”,“有着學生組成的唱詩班和樂隊”等等。天主敎音樂在澳門地區竟能得到如此的發展,在包括香港、台灣,甚至大陸在內的華人地區說來,都是較為獨特的,這是很値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這一獨特的例外現象,恐怕可以說明族群心理活動的習性,在文化交流中是有可能得到改變的,同時也說明了價値意向觀念的培養,文化的傳播,並不在於意識的灌輸,也不在於某種意志的表述,而是在於情感的交融,在於啟示人們對存在意義的理解,亦即該文化所宣揚的宗旨,與能夠使受衆認可它與自己本身的實際功利結合,這才可能發揮文化的影響力。

當然,如何使這種改變眞正起到作用,和我們的交流意願以及施行的方式有關。亦即認識到外族文化對豐富本族文化的意義,而不是妄自尊大,予以排斥和批判。其次,如戴定澄在對此思考中所指出的那樣,即便有了接受的願望,卻又和敎師的專業水準、相應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自覺願望和相應的求知欲分不開。

戴定澄的硏究,把我們以往中國音樂史的視野,擴展到整個華人世界。對於一個當前正銳意於文化自覺,在世界文明的競爭中顯示自己文化影響力的民族而言,恐怕認眞地硏究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的輸出和輸入的關係,特別是加強對近百年來一直處在文化交匯發展最前沿的境外地區文化現象的硏究,相信將會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