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我主編的《澳門城市音樂記事：二○○四——二○○八》一書，由於資料相片繁多，出版成本極高，鵬翥先生得知後，認為此書是澳門音樂文化的重要記錄，即時表態由出版社貼錢也要出版。正是有如此的胸懷，此書（在子馨的精心編輯下）成為了澳門第一本音樂年鑒式的專書，在兩岸四地都有不俗反響。若干年後，政府文化局開始籌措各個藝術領域的年鑒書出版，相信同本書的出版啓思有關，這也真正應驗了鵬翥先生發展文化事業和支持本土文化的開闊視野和預前思維。當文化部門委託本人澳門音樂年鑒項目時，本人亦極力推薦年輕音樂人主持項目，也是受鵬翥先生支持鼓勵後輩的言傳身教所啟發。
出於對鵬翥先生的敬佩，二○一三年，當我的文化局學術獎勵金項目《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一書出版時，誠邀先生再次為書作序，得到先生的慷慨應允。序言不僅對本人的學術研究多有鼓勵之言，更精闢指出：“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以作曲者、作品為中心的音樂發展狀況，已成為了澳門音樂史不可缺少的基本資料文本之一，也自然成為今天華人地區相關音樂史的最重要資料之一。”先生在序中還呼籲“有更多有志之士甘於寂寞地埋首於文本的創作和研究中”，明確提出“這是文化積澱決不可少的，壓抑着浮躁的情緒，耐得住熱鬧的喧嘩，十年寒窗之後可能出現經得起考驗的成果”。該書先後以中、英文出版，當葡萄牙學術出版社發行該書的葡文版後，我收到了葡國學者對先生序言的高度評價。
先生近三千文字的序言，行文邏輯嚴密、內涵深刻，同時又極具文化大家的汪洋恣肆，處處透露着對本土文化傳統的關切，也顯示了對後輩在學術研究上的扶持鼓勵之情，不僅體現出對專業、學術虛懷若谷的尊重，更是披露了他對本土文化(local)在地區(regional)、國家(national)及國際(international)不同層面之關係的不凡見解。而先生親署贈與的文化大作，如《澳門古今》、《磨盤拾翠》、《濠江文譚》等著述，早已成為本人書架上的珍藏，亦是本人以及本人的博士研究生們在探討澳門音樂文化時參考引用的重要文獻來源。以後，在澳門樂團顧問委員會、在澳門日報作者聯歡餐會等不同場合時有同鵬翥先生見面，每次談話總是如沐春風。記得有一回先生應理工學院領導之約請，在氹仔六棉酒家茶敍商談地方志編輯事宜，先生特地請學院公關辦同事電話邀請本人一起出席交談，先生的謙謙君子風度和盛大氣場，實在是令人感慨難忘。
先生之所以為文化大家，相信不僅是其所具備的傑出文化功底，更是同先生虛懷若谷、視野廣闊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而這正正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崇高境界。
鵬翥先生的大家風範將在我心中永駐。
（二之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