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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恩師桑桐先生

瘋 Fantasia 2023-6-1

今年是恩師桑桐先生(1923年-2011年7月24日)一百周年誕辰,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十二年,於我而言,每每憶起恩師,諸多情景還是那麼清晰、那麼細緻而豐富地浮現腦際,感恩之情在心頭。  

2011年9月,《澳門日報》分兩期連載了我的文章《回憶隨恩師桑桐教授學習的日子》,來自內心的深深感懷,在港澳文化界,尤其是音樂界引起反響共鳴,不少文化界人士紛紛聯絡本人致以慰問。經多方轉傳,不少內地和臺灣音樂界人士、學者同仁或來函,或想方設法聯絡本人,深切哀思和敬仰桑先生。國內外一些研究桑先生音樂創作和音樂理論著述的學者,這些年也由閱讀這篇文章,以及再追溯尋蹤,找到我在《音樂研究》2003年第一期發表的文章《桑桐和聲理論研究概述》,頻繁與本人聯絡諮詢,這也包括歐美、港臺地區的學者,可見桑先生在音樂學術界的德高望重。  

追隨桑先生學習,是我在年輕時期入大學前就有的近似“夢想”的願望,以後由於在上海師範大學接受作曲方向本科教育時,經由學校選送,在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同時選修“四大件”(和聲、複調、曲式、配樂)科目,之後得到助教進修、參加學術會議等機遇,很幸運在一些科目上聆聽先生的精彩講座,也得到先生在作曲技術上的“一對一”親授教導。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榮幸地成為桑先生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可以正式、學科式地受教於先生門下,則不僅在技術、藝術得到嚴謹規範的深入訓練,更在學術人格、視野、理念各方面,耳濡目染地感受先生榜樣的力量。可以說,受到先生全面的學術薰陶,是我一生的榮幸。  

1999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以來,無論何時何地,每當我取得一些成績,得到一些褒獎,包括這二十年來在國內外發表或出版的一些文論著述、獲政府頒發文化功績勳章和其他一些學術獎勵的時刻,或感言,或鳴謝,都表達我對先生當年諄諄教導的感激之情——一份不會忘懷的師恩。2000年,在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並在扉頁上題獻給恩師的專著《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與形態》(上海音樂出版社)的後記中,曾寫下如此文字:“恩師桑桐先生對我在學術上和人格上的影響、教導,大師風範,成為我人生道路上受用不窮的財富”,二十年後的今天再讀,曆久彌新,感到這些年的學術經歷和學術上取得的一些成績,正正在實踐上述話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簡巧珍在採訪本人的音樂經歷後,作出如下表述:“桑先生對戴定澄的身教、言教,經師、人師,可說是莫此為甚,每憶及曾歷經如此亦師亦父的互動,總令戴定澄感懷至深!”(載澳門《文化雜誌》106期)。這些語辭,確實表達了我的內心感受。  

小學階段,正處於內地“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年代,雙親受到衝擊,身為子女者自然也得不到公平對待,所幸對於音樂的熱愛,使得自己將注意力轉向,全心投入理想中的音樂追求。1970年代初的內地,西方音樂樂譜和音像資料是不可公開出版和流通、演奏的,作為一名學生,隨老師在琴上學習西方經典音樂的方法之一,便是仰賴“眼看手抄”--借到一本原版西樂琴譜,就得即時把握時間抄錄。

 此外,便是“耳聽手記”--當老師為你借到又大又重的答錄機和一些難得的演奏磁帶時,躲在屋內迫不及待地反復聆聽,需要的地方還會努力記下樂譜。這種狀況不僅養成了日後快速讀譜和聽覺上辨別音樂不同因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從此養成對音樂的神聖崇拜感,如饑似渴的熱誠追求心,在四年學制的中學期間,我擔任了文化館中學生合唱團的鍵盤伴奏(時興用手風琴伴奏,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才較多使用鋼琴和雙排鍵電風琴)。

 中學畢業後,我進入工廠技校,被遴選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滬東工人文化宮和所在工業局藝術團的成員,參加了大量的音樂會排練以及舞臺演出,包括臨時被“借用”為職業樂團著名歌唱家擔任舞臺表演的伴奏,接觸了不少專業音樂家和指揮家,結識了不少因政治運動下放到基層的專業院校的學者,有機會經常請教,養成了作曲的愛好。  

作為音樂青年,當時被推薦參加了由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組成講師團的音樂培訓課程,課程包括作曲系主任陳銘志教授的複調系列、江明敦教授(後成為上海音樂學院院長)的民歌系列、著名作曲家王久芳老師的歌曲寫作系列等。對於求知若渴的青年音樂人,這些課程無疑是久旱逢甘露的難得經歷,也是此時,開始如雷貫耳地聞知“桑桐和聲”這塊“名牌”,瞭解上海音樂學院有這樣一位大師級的教授,於是想方設法尋找桑先生編寫的教材和授課筆記,當時非常盼望有機會親聆桑先生的教誨。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因緣於所接觸到的學習與實踐經歷,以及藝術團的創作需求,我開始寫作一些重唱、合唱、樂隊合奏曲及為藝術團管弦樂隊編曲配樂,其中一首合唱作品還被上海文藝出版社以“上海工人之歌”名義出版,此時我對作曲與作曲理論有了非常高的熱誠。1977年內地恢復高考制度,當一起共事的藝術團團友們紛紛於第一、二屆即考入音樂專業院校之際,我卻並未“醒悟”,執意於投報當時自己嚮往的部隊文工團,以一展抱負,卻由於家庭出身受挫折。在有所“覺醒”決定報考大學時,我已二十四歲——傳聞超出音樂學院的報考年齡(可能是誤傳),即報考了上海師範大學音樂系——也是上海除了音樂學院之外唯一有音樂系科的大學。